诗派诗人的诗歌主张（诗派的开创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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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月诗派的理论及其文学史意义

新月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新月诗派推动了现代诗歌的发展，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其次，新月诗派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和思想启示。再者，新月诗派对于情感的深度挖掘和对美的追求，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提高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

总的来说，新月诗派以“三美”理论为标志，融合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元素，用诗歌记录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对时代的反思，对现代诗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作品旋律优美，情感丰富，是那个时代文学的独特风景线。

新月诗派是以创作的实践来展示他们的美学追求的，比较而言，在理论上贫弱一些，但是，新月依然有其明显的理论探讨，就前期而言，一方面是以闻一多、饶孟侃为主要代表的格律理论的倡导，另一方面是以徐志摩、梁实秋为主要代表的一般文学理论的铺垫。新月诗人在流派形成前后诗美观念的转化，也集中地从这两方面展示出来。

韩孟诗派的诗歌主张

韩孟诗派的诗歌主张如下：韩孟诗派有两项最基本的主张：一是“不平则鸣”说；二是“笔补造化说”。第一种观点由韩愈提出，他在给孟郊的书信《送孟东野序》中说到“大凡物不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言。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韩孟诗派的理论主张主要体现在“不平则鸣”和“笔补造化”两个方面。首先，“不平则鸣”强调内心的不平衡情感抒发，它揭示了创作活动的起因，肯定了一种特定的创作心理。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赞誉孟郊的“善鸣”，特别重视穷愁哀怨者的表达，认为这源于他们内心的“不平”。

韩愈与孟郊的诗歌创作共同构成了“韩孟”诗派以奇崛险怪为标志的主体特色。他们的作品在艺术风貌上展现出显著差异：韩诗注重“俗”与“实”，孟诗则偏重“雅”与“虚”。这种艺术风貌的差异与“韩孟”各自的宗教观、审美情趣及表现技巧紧密相连。

韩孟诗派主张不平则鸣。“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领袖，包括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具有变态的审美趣味，“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

如元和八年孟郊的《赠韩郎中愈二首》，元和九年韩愈的《和侯协律咏笋》等。韩孟的政治讽谕诗在元和时期影响甚大，尤其是孟郊的五言古体讽谕诗受到推崇。韩愈的诗歌虽规模宏大，但讽喻诗与孟郊并无二致，与元稹、白居易等人讽谕诗意激言质相通。元和时期功利主义诗歌思潮的发展，韩孟诗派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诗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

前期的新月诗派的诗歌主张

新月派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前新月派主张“三美”，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它是针对当时的新诗形式过分散体化而提出来的。

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新月派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

新月派主张的三美是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诗歌主张：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新月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是客观抒情诗的创作，即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然后再用想象来装成那模糊影像的轮廓，把主观情绪化为具体形象。